今年，我26歲，參加工作第一年，正式加入隨份子錢的隊伍。
8月初，我收到了一份婚禮邀約，來自中學同學。她和男友經過10年的愛情長跑最終走進婚姻，作為他們童話般校園愛情的見證人之一，我滿口答應。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收到來自同齡人的請帖，在對婚禮充滿期待的同時，又不知道該給多少份子錢合適。
去年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職場人在當年國慶期間給出的份子錢人均達2369元，有33.6%的受訪者表示假期給出了1000-3000元的份子錢。
(資料圖)
我咨詢了母親，她說：“通常1000元，關系好2000元，特別好的5000元也是有的。”我倒吸一口涼氣，5000元幾乎是剛剛工作的我付完房租之后全部的工資盈余。出于對現實生活的考慮，我和其他同學相約，“我們幾個人數額最好一樣”，查閱了社交平臺，咨詢親朋好友的經驗，最終商量著“隨”了1000元的份子錢。
怕禮金給輕了，凸顯不了朋友在我心里的重要性;禮金給重了，我的生活難以為繼。進入9月，我的擔心只剩下了后面一種——只要婚禮數量多，工資總會用完的。
國慶節前，我收到了4份來自大學同學的請帖。畢業后，大家散落在天南海北，婚禮舉行地也各不相同，大多數朋友會貼心安排好住宿，但是我查了查交通費，最少要1000多元，加上禮金，我意識到自己負擔不起赴約任何一場在國慶期間舉辦的婚禮，只能“人不到禮到”。
與此同時，社交平臺上出現熱搜詞條——“建議老板把10月的工資直接打給結婚的朋友”，發現不少和我面臨著同樣壓力的網友，有人表示“10月還是別發工資了，和我又有什么關系呢”“一個國慶8張請帖，每個隨1000元，整個國慶假期已沒有快樂可言”……
今年國慶假期間結婚的人好像分外多。但其實，每個國慶長假，都有婚禮“扎堆兒”的現象。“一年里適合結婚的好日子就那么幾個，又要選大家都有時間來參加的日子，范圍很小。”這位今年結婚的朋友告訴我，在外打拼的年輕人回家鄉辦婚禮，不僅要賓客有時間參加，還要新人有時間籌備，長假幾乎成了唯一的選擇。
年輕人計算份子錢，不僅要合情誼，也要合風俗。各地風俗不同，份子錢的標準也各不相同。在和南方一些地區的朋友交流時，他們表示，如果在當地農村擺流水席，大家的禮金不會超過100元。而在我的家鄉，不論城鄉，1000元是一個常見的數字，婚禮也并非擺上一天的流水席，大家會選擇酒店，邀請親朋好友共同見證婚禮。
沒有一套標準的公式將人情“數量化”，明明白白地告訴年輕人該如何處理份子錢中的人情世故，一旦處理不好，不僅會失去一份友情，甚至會被掛上社交平臺。
我的朋友小夢最近只要在平臺上刷到伴娘和新娘關于禮金和伴手禮有矛盾的帖子就會焦慮，她生怕帖子的主人公是自己。前不久，小夢收到同事的伴娘邀請，她爽快地答應了;隨禮時，也按照同事的標準隨了500元。但是當小夢回到家，拆開新娘給她的伴手禮后，瞬間坐立不安，那是一套價值3000多元的化妝品禮盒，與之相比，她覺得自己給的禮金實在是“拿不出手”。小夢甚至有些害怕假期結束后與新娘再見面。她又精心挑選了一份禮物，打算開工后送給新娘，以作彌補，但是仍在擔心這份“過少”的禮金已經給新娘帶來了不好的印象。份子錢本應該是祝福的心意，但“數字化”、“金錢化”后的禮金卻把心意放在天平的兩邊，有了比較，分了高低。
而這種“不對等”，似乎也出現在“禮尚往來”的過程中。這個國慶假期不僅是我，我的母親也收到了四五份請帖，幾乎都是父母為兒女辦婚事。但有一份該給多少禮金卻讓她犯了難，按照“還禮”的說法，母親在10多年前欠對方300元禮金，這是當時的“標準價”。但是，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禮金的標準也水漲船高，300元拿不出手了。這些時空中逐漸不對等的數額，驅使人們計算著下次該用什么樣的理由收回那些多付的禮金。于是現在，滿月酒要辦、成人禮要辦、升學宴要辦、訂婚宴要辦，還有人發明出了“半成人禮”——孩子在12歲從童年過渡到少年階段時，也要宴請賓客。一位獨身主義的朋友曾開玩笑說：“我不結婚，但要大過30歲的生日，把給出去的禮金都討回來。”
這個假期，我在社交平臺上見識了豐富的婚禮形式，有復古風、迪士尼風、搖滾風……婚禮的場地也從酒店宴會廳拓展到各類空間。有年輕人表示自己希望辦一場簡單真誠的婚禮，核心就是要人少。但父母當下就表示反對：“我這么多年送出去的份子錢怎么收回來?”以此為目的的婚禮好像變成了一場追要份子錢的“大秀”。對此，一位朋友吐槽說：“無法接受我的婚禮現場是我爸的社交秀場。”
為了滿足父母的要求，有的年輕人選擇辦兩場婚禮，一場辦給父母，一場辦給自己，也有人本來想簡單辦，但算著給出去的禮金，該邀請的人越來越多，只好更換場地，周而復始地繼續“被份子錢裹挾的婚禮”。
除了線下辦宴會“討份子”。在社交平臺上，年輕人花式“討要份子錢”的帖子總會引來網友的關注和討論，有人出謀劃策，有人說“給出去的禮金就當做慈善了”“情義無價，計較這么多”，但大家默認的說法是，要打開天窗說亮話，就要抱著失去這個朋友的風險。網友張明發帖稱，自己一年前自費買機票去同學的家鄉參加婚禮，并隨了6000元禮金，但今年自己辦婚禮時，對方只還了1000元，張明看到時難過地掉了眼淚，“感覺我很看重的友情被踐踏了”。對于打工人來講，掙來的每一分錢都不容易，但更是想爭口氣，要個說法，“在你心里是否把我放在同樣的感情天平上”。
張明最后選擇挑明了說：“我給你6000元，收到你的1000元有點難過。”對方表示自己的禮金簿由父母整理，沒有注意，隨后補上了剩余的5000元，張明打開了心結“自認友情還在，錢也沒有損失”。
但在張明帖子下的1800多條回復里，多的是討回禮金卻絕交的故事，“小的時候看到禮金臺前放著點鈔機就覺得很難受，本以為我們這代人長大后會更隨心，結果還是一樣，彼此惦記著，算計著。”
大學畢業時，我們宿舍作了一個約定，競猜誰第一個結婚，猜對的人只需要付禮金520元，猜錯的人要在此基礎上一起集資再隨1314元。4年前，我們在這份競猜協議上印上6個人的指印，相約一定按協議辦事。4年后，也就是今年國慶節，宿舍里的第一個人結婚了，遺憾的是我們都沒有能夠出席她的婚禮，懂了人情世故后的我們都覺得520元拿不出手，相約著隨了1000元，而結婚的室友婉拒了我們的禮金。
對于我而言，“份子錢”更多的是甜蜜的壓力。與付出金錢相比更糟糕的是，我心里認定的朋友在婚禮時沒有邀請我。“份子錢”仿佛一個透明的屏障，隔在關系之間。其中的人情世故同樣讓新人為難，我曾經刷到過這樣一條朋友圈，一名男生分享了自己的電子請帖，配文“沒有私發給您不是我把您忘了，也不是交情淺，是怕給您壓力，讓您多想，如果您當天能捧場，我萬分歡迎。收到請帖卻無法到場的朋友，您的心意對于我來說就已經足夠。”
新人辦婚禮需要成本，酒席、住宿、場地布置等價格高昂，付份子錢支持新人的婚禮是到場賓客的心意。皇帝朱元璋認為份子錢是一種鄰保相助的精神，他把“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立法……其婚姻喪葬有乏，隨力相助。”寫進了“鄉飲酒禮”的制度里，意思就是如果哪一家要娶妻生子了，那么鄉親們就要合力幫助一把，日后自家有紅白喜事時，也會得到別人的幫助。
在《紅樓夢》里，也有關于份子錢的描述：“若干人均攤等份額的錢辦同一件事，老太太出主意湊份子給鳳姐過生日。”慢慢地這個規定就變成了今天的“隨份子”，份子錢的習俗源自明清，但變成現在左右計算的“人情債”是近百年發生的事情。直到清末，隨份子才變成不可缺少的婚慶禮節，家家戶戶會準備一本禮簿，記載收到的份子錢，之后每逢收到請帖，就要按照賬目中的數字出份子。
我的外婆回憶道，在她年輕的時候，大家的生活條件都比較艱苦，她結婚時親妹妹送來三尺紅布，要好的朋友送來半斤紅糖。直到20世紀70年代，大家才開始送禮金，其標準也不過幾塊錢。而如今，城市里的份子錢早已漲了數百倍，甚至成為雙方的壓力和衡量情誼輕重的標準，失去了它原本該有的意義，變成彼此間的隔閡。
希望未來能輕松、愉悅、不摻計算地在現場送上祝福。受邀方不用擔心吃酒席導致“吃土”，邀請方也不用記著收多少，下次給多少。人與人的交往不再沾染交易，情誼能到，皆大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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