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報：本次《意見》將“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置于四大任務之首，而2020年方案以“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首。這反映了國家對深圳怎樣的新定位？為何現階段強調創新鏈、產業鏈、教育鏈、人才鏈的“四鏈融合”？

郭萬達：這一調整體現了國家在高質量發展背景下的戰略布局。當前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增加，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亟需增強新動能，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是關鍵支柱。深圳作為創新之城，被賦予先行示范使命，需破解教育、科技、人才間的體制障礙。“四鏈融合”是系統性改革的必然要求。

羊城晚報：接下來，深圳將探索一批科技創新領域新舉措，包括探索新型研發機構薪酬市場化制度等?？蒲?ldquo;智力”如何驅動產業“生產力”？

郭萬達：深圳綜合改革是系統性工程，以科技創新為軸心，通過教育、人才、金融、開放多領域協同，為全國高質量發展提供“深圳方案”。

《意見》的一大重點詞就是“科技創新”。深圳45年改革探索已證明，制度創新是科技創新的支撐。這次《意見》中重點提及了新型研發機構，涉及探索新型研發機構薪酬市場化管理制度、深化科研經費管理改革等。這些舉措都是為了讓科技成果更高效地市場化。

我國最早的一批新型研發機構就誕生在深圳，現在深圳有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深圳灣實驗室等新型研發機構。新型研發機構之“新”，就體現在體制機制的靈活性，能促成更高的科技成果轉化效率，天然促進四鏈協同。

羊城晚報：《意見》強調發揮科技領軍企業“出題人”作用。企業如何突破“高校主導、企業被動”的路徑依賴？

郭萬達：研發的驅動分兩類，一種是由科學家好奇心驅動的研發，比如高校的基礎研究。另一種是產業需求驅動的應用研發，企業出題聚焦產業“卡點”，如新能源汽車電池技術等，確保研發服務于市場。

企業“出題人”機制是產學研融合的關鍵突破，核心在于需求導向。一些地方確實存在著“高校主導、企業被動”的路徑依賴，但深圳很早前就已“解題”，擁有大量的企業驅動研發的經驗，華為就是典型代表。華為通過人才引進、與全球高校合作解決產業難題，實現5G技術的“無人區”突破等，實現“出題—解題”的閉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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